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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月读2014年1月10日

  发布时间:2014-02-19


党风廉政月读

第一期
(总一二九期)

中共www.301.net纪委                                2014年1月10日
                                                                                                                                                        
廉政要文
关于加强2014年春节期间党风廉政建设的通知

正元企业党总支、有限企业各党支部:
    2014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为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清廉从业若干规定》及中央纪委下发的《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精神,切实加强双节期间的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清廉自律意识,防止豪侈浪费等不正之风的滋生,企业纪委根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以及企业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管理提升”活动,特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强宣传教育,营造清廉过节氛围。“双节”期间,是违反清廉自律规定问题易发多发时段,也是抓好廉政建设的重要关节点,各党支部要针对节日期间容易出现的问题,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党风廉政的宣传教育和监督工作,通过召开会议、廉政谈话和开展警示教育等形式,重申和强调关于清廉从政的各项纪律和规定,切实加强对党员、特别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清廉意识、宗旨意识和法纪观念,坚决制止各种不正之风和豪侈浪费行为。
      二、严格实行厉行节约规定,坚决杜绝豪侈浪费等各种违规行为。各党支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实行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八条要求”,进一步增强党性党风党纪观念,自觉清除陈规陋习,不得借拜年之名用公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支付消费娱乐活动费用等。坚决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切实控制费用支出。
       三、严格实行制度,确保纪律要求落实。节日期间是滋生腐败问题的易发期,各级党员干部要带头严格遵守清廉从业的各项规定,不得收受有关单位赠送的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或贵重物品等。严格禁止各级领导干部以任何形式参与赌博等活动。
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各党支部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一岗双责”的责任,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抓好有关规定的落实。要充分发挥组织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对豪侈浪费现象和违纪违规行为要及时制止和批评。对于节日期间的遵纪情况,纪委将在节后对各支部进行检查,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和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要根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和领导干部清廉自律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企业纪委
                              二0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警钟长鸣
      倪发科被查时抱怨:
早处理我两年 犯的错不会这么严重
2       013年6月,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对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立案调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中央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的事实也浮出水面。
9月底,倪发科受到解雇党籍、解雇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玩物丧志,疯狂“收集”玉石
曾抱怨:如果早处理我两年,犯的错也不至于这么严重
痴迷玉石
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
       倪发科2008年担任安徽省副省长后,分管国土资源工作,未经组织审批同意,就担任了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接触上了玉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玉石是身份的象征,集学问艺术价值、现实价值和收藏价值为一体,玉能养人,人能养玉,经常与玉接触能促进玉与人的物质交换。”说起玉石,倪发科顿时来了精神,眼睛发光。
     在赏玉、玩玉的需求感和满足感的驱使下,倪发科不能自已: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到外地出差,再忙也要挤时间到当地的玉器市场或商场看一看,甚至借机绕道到玉石产地和玉石市场;随身携带小电筒、放大镜,到商场、古玩城检验自己的赏玉水平,在与玉石老板的交流中,享受当专家和被认同的快感。
倪发科还喜欢“斗玉”,常约上几个玩家,各带几块好玉,一起欣赏,比比谁的玉好。
疯狂收玉
      明知玉石价值不菲,却照收不误,对好的和田玉更是来者不拒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有限企业监事会主席吉立昌等老板就一次次投其所好,为其买单。而倪发科明知玉石价值不菲,却照收不误,对好的和田玉更是来者不拒。
在这些老板中,吉立昌给倪发科送玉石玉器最多,价值也最高。
       2011年春的一天,与倪发科已“深度”交往多年的吉立昌来到倪家“汇报”工作。看到吉立昌腰上挂着一个玉石手把件,倪发科就让他取下看看。把玩了几下,倪发科说:“这个手把件品相一般。”从中嗅出一些“意味”的吉立昌连忙说,家里还有3块新疆朋友送的玉石仔料,很快,吉立昌回家将3块玉石仔料送到倪家。“不错、不错,是和田玉仔料。”倪发科摩挲着玉石说。“倪省长要是喜欢的话,就送给你了。”倪发科客气一下,就收下了。
     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玉石。因为吉立昌对玉不太懂,倪发科就专门先容一位玉石专家与他认识。2011年5月的一天,倪发科让吉立昌和玉石专家一起去新疆买玉,吉立昌心领神会,就联系玉石专家一起飞到乌鲁木齐。吉立昌回合肥后将购买的玉石全部拿到倪发科家中,让倪挑选。最终,倪发科选了1个带木底座的玉摆件、3个手把件、2个玉挂件和2条仔料手链,价值约50万元。
2011年6月,吉立昌和玉石专家再次前往新疆,买了20多块仔料,花费约100万元。送到倪家中后,倪发科细细把玩、鉴赏之后,全部收下。
       2012年5月,吉立昌到乌鲁木齐办完事后专程绕道和田买玉。他这次买了一个长约七八厘米、宽约六七厘米,椭圆形,全身包红褐色皮的仔料,价格95万元,还买了大大小小的其他一些仔料。回合肥没几天,吉立昌就将这些玉石拿到倪发科家中,那块价值95万元的仔料让倪发科爱不释手,首先被选中。这一次,倪发科从中挑选了总价达350万元的玉石。
给倪发科送玉较多的还有某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人黄某某。
     2010年上半年的一天,黄某某到倪发科家里看望,聊天中得知倪对玉石很有兴趣。随后,他就花16万元买了一块雕刻好的玉石手把件。倪发科没推让就收下了,还说:“这块玉石白度不够,我更喜欢白度好的原石。”黄某某又买了一块和田玉原石,白度较好,扁圆形,购买价格16万元。倪发科这次表示很满意。
不仅玉石玉器,对于字画,倪发科也照收不误,因为他懂得“字画有一定价值,可以留给下一代”。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开始收受字画,并一直延续到案发前。专案组从其家人处扣押的字画有90幅之多,其中,2003年至2007年,仅收受黄某某所送名家字画就达15幅。
丧失原则
      与很多老板过从甚密,甚至达到了不分你我、“亲密无间”的地步
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倪发科接受了吉立昌、黄某某等老板送的大量好处后,原则、底线被抛在一边,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为他们牟利。
      为了吉立昌企业的发展,倪发科放下副省长的“架子”,和其一起跑环评、项目审批手续,为吉立昌实际控制的企业挪用国家下达的保障房用地指标,帮助其以低价购买铁矿探矿权。
对于另一个“信赖的朋友”黄某某,倪发科屡次违规四处打招呼、施加压力,帮助其更改项目规划、调整容积率、逃避处罚等,使其从中获取巨大收益。
吉立昌为什么给倪发科送玉石?大家还是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吧:“与倪发科搞好关系,就是想靠上这棵大树,为大家企业提供保护。”
      倪发科与很多老板过从甚密,甚至达到了不分你我、“亲密无间”的地步。这些老板出入倪发科家,如进“菜园子”,想来就来。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不是去办公室,而是进他家门商讨、“汇报”。
比如吉立昌,倪发科与他特别“投缘”。两人交往密切,经常在一起吃饭、出游。倪发科担任副省长后,吉立昌还专门安排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随时为他服务。而倪发科则用得安之若素、“心安理得”。不仅倪发科自己与老板“亲密”接触,他的家人也和老板们“深度”交往。
心态变化
       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翼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
倪发科1954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他从下乡知青、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班长干起,一步步走上副省长的岗位。倪发科说,自己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翼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将重心从工作转移到为退下来的生活做准备。“过去几十年是为别人活的,现在到了该为自己活一把的时候了。”
倪发科说,他选择收取、欣赏玉石作为自己的享乐,是因为“玉石是新型的高档商品、特殊商品,一块上万、几十万的都有,绝对是高消费、豪侈品”。倪发科觉得,自己这么多年培养的民营企业家好多都是亿万富翁,既有成就感,又有失落感。“他们知道我收藏玉石,就投我所好。吉立昌送我石头最多,他的矿后期效益非常好,也很有钱,对他来讲买点玉石只是毛毛雨。我拿了他的好处后,顺其自然地想到为他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撑。”
     倪发科说,他被喜好冲昏了头脑,吉立昌和黄某某最初给他送钱送物,也曾被他拒绝。后投其所好,改送玉石,他便难抵诱惑,并作为一种乐趣和欲望来享受,从而越陷越深。
在接受组织调查时,倪发科曾经抱怨:“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我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也不至于这么大,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然而,他自己一次又一次失去自我挽救的机会。
      早在2005年,安徽省委巡视组到六安市巡视时,听闻风声的倪发科便要求黄某某把他送的几幅字画先拿回去,两年后,倪发科居然又把字画要回。2012年7月,倪发科得知可能被调查,于是将部分玉石退还给了吉立昌,两个月后以为调查停止了,不仅收回了之前退的玉石,而且“忍不住”又顺手收了3块大的玉石。在得知组织调查后,他将收受的大量贵重物品转移到了13名亲友处,而且考虑到关系亲疏,将价值高的玉石转移到最亲近的人那里。同时,担心其大量收受玉石问题暴露,倪发科还向吉立昌提出以吉的名义办个玉石展示馆,将其收受的玉石转移到展示馆托管,使其貌似“物归原主”,企图逃避党纪国法的追究。
反腐广角
“打虎”一周年
     在2012年底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大大当即向全党发出警示:“大量事实告诉大家,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大家要警醒啊。”
     随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习大大又发出“打虎”宣言: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若把省部级及以上的贪腐高官称之为“老虎”,以十八大为开端,中共反腐大幕由此拉开。从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开始,至今已有19名省部级高官落马,“打虎”硕果累累。
不半途而废
      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1987年至今的“打虎”史上,共有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1998年-1999年、2003年、2009年、2013年分别是4个“打虎”高峰阶段,落马高官人数达到14个,13个、18个、18个。
而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分别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举行,可见在新一届党代会开完后,都有密集查办省部级贪腐高官的现象。
      事实上,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在反腐问题上都表现得态度坚决,即便对方是国家领导人,只要涉嫌贪污也绝不手软。比如在江泽民任期内,就查办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以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200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上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半年后,2003年5月9日,正部级高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北京以受贿罪被判死缓。在胡锦涛主政的十年内,还有陈良宇和薄熙来两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落马。
      反腐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对此说明说,每一届党代会前后,百姓反腐败呼声都很高,所以新政府上台反腐首先是顺应民意。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就要惩治腐败。更重要的是通过惩治腐败推进各项工作。
      对于三代领导人的反腐目标和手段,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认为,在以往的基础上,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突出特点:一是当前以治标为主的思想坚决;二是聚焦重点、整合力量,打好歼灭战的战役思想正确;三是改革纪检体制,强化异体监督,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战略思想清楚。他认为反腐的成效不在于查了多少案子,打了多少高官。查高官是为了形成高压态势,好比一个高压锅达不到一定压力,饭是做不好的。但仅有压力也不行,水加多少,解压阀好不好,都是能不能煮好饭的关键。
王明高对此也持相同意见。他认为,不能用抓到的人数多少来评价反腐败成效,而是要让官员不能腐、不敢腐,不易腐。
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分析,习式反腐最大的特点在于一查到底,不半途而废。
“老虎”脸谱图
       历数本次被打下的“老虎”,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脸谱:副职多、退居二线多、偏安一隅的多,其中还不乏窝案。
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共19人(加上2012年底的李春城)。其中,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为正部级官员,其他皆为副省部级官员。
王明高说明,这些人在当副职之前,都是颇有权力的正职官员,比如市委书记。
       在这些省部级落马官员中,不少在退居二线后才东窗事发。如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
王明高表示,当官员还在一个地方任职时查案比较有难度,人走了就好查了。这些落马的官员有不少已退休或者是在人大政协任职,但只有极少数是因人大政协的位置而受贿的,主要还是过去当实权领导的余威在起作用。
     重拳出击打击“偏安一隅”的老“老虎”亦是去年查处案件的特点之一。梳理落马高官简历不难发现,其中不少都是盘踞此地多年的“官场老人”,有些甚至就是生在本地、长在本地、仕在本地的官员。比如,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等六名落马官员。而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文联原主席郭永祥以及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等,虽然并非本地人,但他们在该地官场也深耕十年以上。
     在去年8月的一次反腐败国际研讨会上,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向世界阐述了近年来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反腐败的相关经验,着重强调了一点,就是在查处一个腐败案件时,注意发现这个案件之外的案件线索,这被称之为“案中案”、窝案、串案。这样的线索来源大约占到查办案件的7%左右。
     过去一年中,在惩治贪腐时敢于向“窝案”开刀也是一个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石油窝案,已落马的高管达6人,中石油因而成为今年高管落马数量最多的国企。
     在2013年年末,湖南衡阳512名人大代表因在选举省人大代表过程中收受贿赂而辞职,56名省人大代表则被依法确认当选无效,成为最大的窝案。新华社报道称,“衡阳破坏选举案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必须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注重国企和金融领域的反腐是此轮反腐的另一大特点。2013年国有企业高管级别的领导落马者约31人,而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熟悉金融规律,也对金融腐败有着清醒的认识。王岐山曾表态称,“本届中纪委若干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整顿、查办、打击金融领域腐败、违规、违法犯罪活动,不达目的绝不收兵。”
纪委改制
      新一届领导集体刚刚上任便高调宣示反腐。2012年12月4日,刚刚上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召开座谈会就反腐之事问计专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先容,前两届中纪委也召开过反腐问题专家会,对反腐也很重视。这一届刚上任就开学者专家座谈会,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反腐有更强的紧迫感,他们希翼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和行动把腐败的嚣张势头扼制住,给广大人民以信心。
同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新的反腐工作重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过去一年里,中央纪委下发了多个“条例”、“通知”,旨在通过这种方式打好“预防针”,刹住贪腐风。譬如《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以及年末发布的《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等。在最近的一次通报中,中央纪委还首次实名晒违纪,此前中纪委三次通报中部分案例只提职务不提名字。2013年年末,中共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则被认为是建设反腐败系统工程的路线图。
      随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大大任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了2013年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4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化改革和继续反腐,已经很明确地成为今后的核心任务,总书记亲自挂帅,则显示出推动这两项任务的巨大决心。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纪委在高调反腐的同时,自身改革也箭上弦上。
2013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报,“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从十六大以来,第一次重申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
实际上,纪检监察机构的变动早已开始。
2     013年4月,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分别约谈了53名中央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
5月,中央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与以往巡视制度不同,中央巡视组收缩巡视范围,巡视重心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而中央巡视组本身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巡视组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改为“一次一授权”。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自己的组织架构。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曾在采访中表示,中纪委会在第一时间将查办的案件在网站发布,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
    11月,中央纪委内设机构调整尘埃落定,新设2个纪检监察室;调整议事协调机构,由125个精简至39个,确保主要精力集中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51岁的侯凯“空降”上海市纪委书记,则被看作是上级纪委加强对下级纪委领导的首个案例。
这一年中纪委反腐的重大变化是,出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萌芽。李永忠认为一年来反腐最大亮点,是继十二大后,事隔31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地方各级纪委可以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监督。他把一年来的成效归结为“5个体现”和“9个前所未有”。十八大以来,中央体现了求真务实、以民为本、从严要求、权为民赋以及尊崇法治的思想。“9个前所未有”分别是:认识的清醒度、重视的程度、反思的勇气、调研的深入、高层的表率、行动的迅速、媒体的报道及时和报道公开、群众的参与以及取得的成效都前所未有。
李永忠认为:“反腐的压力虽然在案中,反腐的功夫却必须在案外,而反腐的成功则必须在改革。必须尽快完成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换。
盘点2013年落马的30多名上市企业高管(名单)
    近期国企领域的反腐败把这些企业特别是央企内设的纪检监察部门抛诸公众面前。它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在防腐反腐工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强的新形势下, 如何从制度源头深化改革,是纪检监察面临的新挑战。
    林建华(化名)是一家央企的纪委书记,多年的高管生涯,让他早已习惯了文山会海的工作。按照惯例,林建华每天都要翻阅浏览一下由办公厅送过来的报纸、文件。这一天,当他像往常一样翻阅文件时,一个白色信封装着的特殊来信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是一封来自业主单位的举报信,举报的是集团二级单位一个副总经理在招投标过程中违规操作影响了业主的权益。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央企的下级单位与多种经营单位存在关联交易,少数单位的关联交易甚至涉及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根据举报信的内容,林建华初步判断,可能又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关联交易乱象。像这样的招投标举报虽不是第一次,但由于“历史原因复杂,涉案人员身份特殊,一旦处理不好,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林建华不敢怠慢,决定以“到基层企业调研”的名义,亲自走一趟。
    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新一轮的反腐风暴,国企领域的反腐同样大张旗鼓地进行,也就是把国企、特别是央企的纪检监察力量抛诸公众面前。人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在反腐败的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纪委书记林建华的工作,是一个注解。
     林建华在集团既是行政领导,又分管业务。一般情况下,考虑到人员的特殊性,他通常首先会暗地里从业务层面去调查,而不轻易动用纪检系统,例如,会让负责招投标的部门提供项目的详细流程,确认流程是否有问题,如果出现程序上的漏洞,他会决定让企业重新招标,但如果发现确有人为操纵,牵扯钱权交易,“就会毫不犹豫地启动纪检程序”。这样做的好处,用林建华的话说,“一方面保证企业的发展不受高管的个人行为影响,另一方面,在事情没有定论以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企业干部的合法权益。”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林建华发现,该次被举报的项目属于典型的“招标失控”。《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投标管理部门监管的范围一般是工程的整体招标,也就是俗称的“总包招标”。总包的中标人往往对分包工程进行直接发包。由于《招标投标法》中对此种行为没有具体规定,招投标管理部门对总包招标结束的分包招标也不再进行管理,造成分包招标失控的局面。
“好在不是高管的个人问题,否则接下来的问题就比较严肃了。” 林建华长舒了一口气。
副部级央企纪检负责人均由
上级派驻
     早在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以前,央企的纪检监察机构就已经存在。中共十四大以后,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已合署办公。中央国家机关一些纪检、监察机构的合署工作也逐步进行。
国资委成立后,对央企纪检监察机构的管理日益完善,2010年,《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指出,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及其下属单位要按照党章规定设置纪检机构。所在单位设立党委的,要设立纪委;设立党组的,要设立纪检组。同时设立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其纪委(纪检组)和监察机构可以实行合署办公。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检监察机构要按照党章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切实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
      所以,在53家副部级央企中,除了鞍钢、武钢、宝钢等少数几家区域性企业外,大多数央企由原来部委、总局转制过来,属于中央下派的党组,因此设置的是纪检组。53家以外的央企则多数由党委选举产生纪委。尽管称呼不同,但都受到中纪委、国资委管理。
按照中央规定,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及下属单位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途径,进一步畅通纪检监察机构有效履行监督职责的渠道,逐步做到符合条件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依法进入董事会担任董事,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进入经理班子兼任副总经理或副行长。
     据本报记者调查,现有113家央企中,有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由中纪委、中组部或国资委派驻进入企业。如,中核工业集团纪检组长李学东,曾任国务院国资委群众工作局局长;中航工业集团纪检组长孙卫福,曾是中组部干部二局副局长;中国兵装集团纪检组长严力,则从中组部干部五局巡视员的岗位上转入央企。
      有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由央企中的高管交流任职。如,航天科工集团的纪检组长高福来,曾是五矿集团的纪检组长;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企业(下称中国电科)纪检组长毛远建,则是从中国铝业企业交流而来,后又兼任集团副总经理。
纪检官员多非专职
神华集团纪检组长孙文健,既是神华集团党组成员、直属党委书记,又是工会主席,同时还任职中国神华股份企业监事会主席,是典型的非专职纪检组长。
      据本报记者调查,身兼数职的纪检组长在央企普遍存在。如,中国华电集团纪检组长蒋亮平,现任中国华电集团企业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鞍钢集团纪委书记许质武,同为集团董事、党委常委;中国南航纪检组长潘福,是党组成员,还兼任南航股份企业监事会主席。
“纪检组长是应该专职做纪检监察工作,还是参与经营工作?这其实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位央企纪检组长分析说,“如果专职,可能会有更多时间去做纪检监察工作,但是,一个不能深入了解企业的纪检组长,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反过来,融入到企业中的纪检组长在具体工作中占有一定优势,但同时也因身兼数职会显得更加忙碌。”
另一位在纪检组长职位上经营了多年的央企高管告诉本报记者,自己时常处于开会的状态中。出入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侨联、国资委各个局,已是家常便饭。
央企内部“土生土长”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不在少数,通过交流履职的也较常见。中国电科纪检组长毛远建就属于其他央企来的“空降兵”。
     40年前,16岁的毛远建参军入伍,90年代初转业,经过选聘进入有色工业系统,从普通科员做起,逐步成长为HR职业经理人,并曾全程参与中国铝业股份企业海外上市的筹备工作。2008年,时任中铝企业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主任的毛远建履新中国电科纪检组长,三年后又兼任中国电科副总经理。
    毛远建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纪检组长”和“副总经理”,排在前面的是“纪检组长”。此外,他还是集团的总法律顾问。
中国盐业总企业(下称中国盐业)副总经理董永胜,兼任总法律顾问,分管中国盐业的战略规划、固定资产投资、股权投资、法律事务等,两年前开始兼任纪委书记。
     根据中央规定,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原则上实行交流任职,在本单位产生的人选,一般安排到其他企业或金融机构任职;在同一单位任职满6 年、57 岁以下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原则上交流到其他企业或金融机构任职。
重点监督领导班子及关键岗位人员
     央企的纪检监察系统中,有着专业系统的流程管理。据本报记者了解,尽管各央企的体量大小不尽相同,纪检监察部门的人员配置多少不一,但基本承担了惩防体系、效能监察、案件查办、清廉学问等相应的职能。
惩防体系建设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基础环节。例如,是否开展了清廉风险防控工作,是否建立了纪检监察工作组织协调制度,是否建立了惩防体系考核评价机制等等,都是该环节的内容。
    效能监察是央企作为企业主体的特殊环节。按照中央规定,强化企业监察机构的职能,要发挥监察机构贴近企业和金融机构生产经营管理的特点和优势,加强效能监察,保证企业和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健康顺利进行。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监督企业党组织认真实行党内监督条例和“三重一大”等各项制度规定,重点加强对企业和金融机构领导班子、领导人员和关键岗位的监督,促进企业和金融机构有效开展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工作。
     案件查办则是纪检监察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其办案流程也是外界最为关注的重点。一般而言,案件查办的流程包括前期准备,如对收到的来信、网络举报等进行分拣、归类、下载等。受理登记环节则需要纪检监察部认真阅读来信和网络举报,做好来访接谈和记录等。重点环节在于办理过程。纪检人员根据举报反映的具体问题,进行相关调查、取证,并按照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如果举报内容属于捕风捉影,则对被举报人进行谈话教育;如果确实违法,则移交相应机关。最后还需对实名举报人反馈处理结果。
加强廉政学问建设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需要。央企需组织纪检监察业务培训,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和清廉学问建设,严格实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清廉从业若干规定》 ,促使企业和金融机构领导人员清廉从业等。
做纪检监察感觉如履薄冰
     “规了别人,其实也是规了自己。”已在纪检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的一位央企监察局局长告诉本报记者,企业的办案不同于中纪委,没有中纪委那些专业的手段和人员。这些年,这位局长在对别人“双规”过程中,跑过人,死过人,甚至在带人的过程中碰到“黑社会”拦截,什么样的突发状况都遇到过。
      在中国电科纪检组长毛远建看来,纪检工作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既要考虑到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同时也要考虑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性化的角度,这方面把握极为困难。”
干部管理也是这样。多年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毛远建告诉本报记者,国家培养一个干部实属不易,企业一把手一旦出事,对企业的影响极大,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每每看到企业领导人违规违纪,他都非常痛心,不光为企业,也为这些干部。但是,干部出了问题,必须要查办,要坚决维护纪律刚性,这是党的执纪部门的重大职责。
     中国盐业副总经理董永胜也曾碰到这样的难题。某下属企业为了加深产销双方的沟通交流,请客户出国考察,却遭到举报。该企业领导着实委屈,因为在企业中,请客户参加联谊活动,是企业开展业务活动中比较普遍的现象。然而企业在国外又确实没有相应业务,因此,这也能被界定为公款旅游。虽然理解同情下属,最后还是按制度规定进行了严肃的经济处罚和纪律处理。
“在纪律面前确实要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态度!”董永胜感慨
反腐时评
摒弃“四风”要切实做到“四力”
今年六月,中央决定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
  这次活动主要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通过剖析根源,达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目的,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作为党员干部要切实做到“四力”。
  一是要有“亲和力”。群众是天,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群众是地,群众是大家生存的土壤和根基。群众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把群众放在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就不会为了一时政绩折腾群众、损害群众、劳民伤财,就会把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决策的最高标准。在心里打上群众情结这个“死结”,既不因岗位的调整而松动,也不因职务的升迁而减弱,更不因年龄的增长而消退,与工作生涯共始终,领导干部就会在群众心里扎下根去。要带着感情,俯下身子、放下架子,尊群众为亲人、拜群众为师长,亲力亲为,真正查找出自身存在的问题。
  二是要有“洞察力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党员干部,常“照镜子”形象才正,常“照镜子”行得才正,常“照镜子”方向才明。只有常“照镜子”,大家所作的决策才能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从而避免走弯路;只有常“照镜子”,大家才可以发现和改正自己身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以最佳的精神状态干好本职工作,要善于发现问题,从细微处着眼,认真调查研究,发现第一手资料,多深入贫困群众家中,了解问题的本质,才能为今后整改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是要有“约束力”。人生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像行驶的轮船,要经常修正航向。一个人要做到清正清廉,就要经常用正反典型警示自己。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严要求自己,严格实行中央八项规定,管好自己、管好自己八个小时之外,管好自己的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脚踏实地,多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困难和心声,勤奋工作,达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目的。
  四是要有“实行力”。 深入基层调研重在摸清底子、探明路径、找准措施、总结规律、求得实效。下基层首先要搞清楚眼下群众最期盼解决的问题,紧紧围绕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到困难多、矛盾大的地方去,到生活困难的群体中去,采集他们的意愿、意见和建议;搞清楚在干部作风、社会风气和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广泛听取他们的心声,积极回应他们的关切,设身处地地从群众角度思考问题,进而对照检视,自省自励;搞清楚基层最集中的问题,以行之有效的举措化解隔阂,理顺情绪,促进和谐;搞清楚自身工作中的“短板”,通过与实际的比对,发现思路和对策上的不足,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弥补缺憾,臻于完善;只有搞清楚调研阶段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第二阶段针对问题认真整改,做到一针见血,触及灵魂,防止隔靴捎痒,敲边鼓。把教育活动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狠抓落实,做到经济发展与活动两不误,两促进。  
勤俭节约需从小事抓起
     古代贤哲曾经总结道:成由节俭败由奢。厉行节俭,终可赢得天下;穷奢极欲误国殃民。历史和现实告诉大家:一个没有勤俭节约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繁荣昌盛的;一个没有勤俭节约精神作支撑的社会是难以长治久安的;一个没有勤俭节约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难以持续发展的。
节俭是做人道德的回归。让节俭成为一种习惯,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体现,可生活中有些人总是视节俭为“寒酸”,把朴素当“土气”,将挥霍说成“大方”,这是因为这些人思想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
     节俭不能靠领导命令或搞形式主义,而是要从大家每个人自身积极养成节俭的良好习惯。节俭看似小事,但在各方面的影响却非常大。节俭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它影响着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化,节俭也是社会公德的一种表现。崇尚节俭对大家每个人来说,则是一种精神,是文明程度和个人修养的体现。培养节俭美德,既是创建节约型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家每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需要,更是一个民族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作为社会的一员,大家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成勤俭节约习惯,这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就要求人人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小事抓起,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一滴油、一分钱,把节约意义渗透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或许有人会说,我就是一个小小员工,一个普通办事员,手里无权无钱,能为清廉、节俭做多大贡献?其实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啊!只要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珍惜每一滴水,节约每一度电,顾惜每一张纸,不该用的不用,能节省的就尽量节省,日积月累下来就会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数字,积累的是社会效益!这哪能说 “小人物”在清廉、节俭上没有作为呢?
要如何才能做到勤俭办事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当成社会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来看待。想一想,大家在自己的家里面会任由水龙头一直开着吗?会在离开家门时还开着电灯吗?会把一些尚有用处的东西随便扔掉吗?我想,没人会这么做。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把社会这个“大家庭”当作自己的家,自然就会力争节约每一样物品,决不会随意的铺张浪费。在下班的时候,养成随手关灯的良好习惯,不浪费一度电;在卫生间里,随手关好水龙头,珍惜每一滴水;在处理公文的时候,凡是能够通过OA办公系统办理的事情,尽量不用纸张办理,节约每一张纸。这些行为,虽然看似作用微小,但是,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只要人人都有心去节约,把它视为己任,把节俭养成一种习惯,那么在大家点滴之间就节约了社会的成本,增长了社会的效益。
  节俭是一种道德的回归,节俭是人格修养的体现,节俭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大家今天节约的每一点,都是明天赢的发展和进步。大家要从点滴做起,节约资源,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贡献!
清廉学问
贪官落马:上上下下的“意外”
      大多贪官落马前,负评缠身,被调查的传闻也在私下流传,如本刊今年第22期封面报道《贪官“出事”前》所总结,这些贪官出事前会有一些兆头。但从郭有明事件的调查采访中,大家了解到,坊间不少人对郭有明落马感到“意外”。
翻看近期一些落马官员的资讯,同样有着出人意料的意味。
   “震惊。”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被查,多名接近陈的朋友和下属对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核工业集团企业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受查消息披露后,业内人士均表示震惊。“除了震惊还是震惊,把业内都打懵了。”一位与康日新有工作往来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为什么有些贪官落马,会让周围的人感到意外或震惊?比较明显的原因有,诸如有些官员刚被提拔不久;有些在一地素有不错口碑;有些平时隐藏较好确实是因意外事件落马。种种以上因素,使得贪官落马,不仅令周围人感到意外,有时也许连贪官本人都没想到。
反思这些意外,其背后也有很多意味深长的东西。
上面“看走眼”了?
     官员的职位调整,有时是调查的手段,但往往是从关键岗位调整出去,或者从一地调整到另一地,将其从利益格局中抽离,便于调查。
而被提拔、或重用到重要岗位,绝不是调查的先兆。因此,被重用不久落马的,只能跌落一地眼镜。
这样的官员却不在少数。有些落马之时距离他上一次被提拔,多则一年有余,少则数天,甚至有的还在公示期间就被取消了资格。
廖少华2012年7月刚刚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调任遵义市委书记,今年1月跻身省委常委。10月28日即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
2011年7月9日,吕清海全票当选为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长,但49天后即被河南省纪委“两规”。
      国土资源部时任地籍管理司监测统计处处长的沙志刚,2010年1月27日被带走时,刚被提升为地籍管理司副司长,正在等待宣布上任。
2009年12月初,彭进瑜从广西武宣县委书记的职位调任来宾市政府副秘书长,同时被公示,拟提为副厅级领导干部。12月24日,彭被广西区纪委“两规”。
     2007年8月27日,苗元礼被公示为山西省直正厅级职务拟任人选。很多人认为,苗元礼荣调省城,几成定局。不到10天后的9月5日,因收到举报,山西省委决定取消苗的拟任人选资格。两个月后的11月7日,苗被立案调查。
升迁,无论对外人来说,还是对当事人本人来说,都是一个“安全”的信号。它代表一个人的德能勤绩获得认可,或者部分获得认可,一般再有意外的可能性比较小。此时一旦传出升迁人涉及违纪违法被调查,自然容易让人错愕。
人们的目光很容易聚焦到,当初这些人是怎么被选任的?选人机制就像一部机器,如果频频闪红灯,那是结构老化,还是零件破损?
口碑也不可靠?
    正如郭有明、季建业等的落马,伴随着其违纪违法事实的逐渐浮出水面,他们在曾经执政地的政绩,也被交叉提及,坊间不乏毁誉之争。
相比于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贪腐官员,近年来落马的部分贪官,一方面在政绩上不遗余力,一方面也往往将贪腐行为掩藏更深,以至于在民间有不错的评价。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河南洛阳原市委书记孙善武,甚至有人称之为“孙善武现象”。
2010年2月10日,孙善武被法院认定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910万余元,被判死缓。孙善武被调查、判刑以来,始终有洛阳人认为他是一个“好官”。
    功过都在洛阳市委书记任上。孙善武临危受命于“洛阳大火”之后,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除违章建筑,修大马路、盖大高楼、建大广场、筑大景观,洛阳的城市形象大为提升。孙用耀眼的政绩收获了不错的口碑,也落了一个“孙善扒”的绰号。
2011年1月20日,湖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谢光祥受贿199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谢光祥在湖南省安监系统任职的8年,“口碑极好”。他当众怒斥矿难瞒报事件,被国内众多媒体反复报道与评说,为他赢得一片赞誉;他生病住院,还专门封锁了消息,防止矿主等借机行贿。
     就连因不雅视频落马的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都出乎意料地在当地“口碑不错”。“雷政富任垫江县委书记期间,积极推进城区改造,上马了大量的政府投资项目,由于在垫江的基础设施建设搞得好,当地普通民众对他评价不错;雷政富在任期间,对县里老领导们十分照顾,帮助安排子女入学就业,因此颇被赞扬。”
被查处的巨额贪腐,不断冲击着人们对贪腐的容忍底线;而有些百姓对于民生的渴望更强烈,两相权衡,造成了“好贪官”这类偏颇的评价。
     应该看到,“好贪官”既是对之前贪官“脸谱化”、“一边倒”的调整,透露出民众“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无奈,也是长期人治思维下官与民都不信法的衍生品:一个干事可以不讲法,一个论事也可以不讲法。
自己都没想到?
    2013年的一天,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的郭永祥出席一个场合,据接近郭永祥的人士回忆,他与郭寒暄:郭主席看起来气色很好。郭笑呵呵地接话:无官一身轻啊。不料,三天后即传来郭被调查的消息。
    和郭永祥类似,有些贪官被带走前,据周围人表示,毫无迹象,一旦消息公布,不仅观者意外,可能就连贪官本人也没有想到。
2013年7月26日晚,坐镇义煤集团将近7年的董事长武予鲁被“两规”,就“毫无征兆”。
     在其被“两规”的前三天,武予鲁还召集会议,布局应对煤炭行业危机,“连开了三天”。“仅一天天就听到了被“两规”的消息,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几位义煤集团内部人士对武予鲁被“两规”都备感惊讶。
武予鲁被“两规”可以说事发突然,更多贪官因为平时低调,其贪腐行为,不易被人察觉。
    2013年11月21日,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张成祥被“两规”。初步查明,在担任黑龙江煤监局局长等任内,张受贿上千万,在多省有多套住房。但据中国煤矿文工团所在大厦的保安先容,张成祥每天走路上下班,穿着朴素,跟员工一起在食堂吃饭,没见他开过私家车。
曾担任甘肃华亭县县长、县委书记,刚升任平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不久的任增禄,于2012年5月被带走。平凉市纪委的一位官员说:“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他被省纪委和省检察院的联合专案组带走了。大家完全不知情,没有‘协助办案’,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任增禄行装上看不出奢靡,家庭也和谐,早晨经常和大家一起在县委食堂吃饭,儿子结婚也给宾客规定了红包的限额,拒绝多收。所以,他在升迁之后突然被抓,不少曾经的同事都表示很“震惊”。
       还有些官员不知出于何种信心,认为自己即使被查也查不倒,甚至曾口放狂言。
贵州省黔东南州原副州长、凯里市原市长洪金洲今年6月被查。洪金洲就曾威胁一名举报人:“在贵州省范围内,能告倒我的人还没生出来。”
       因受贿、挪用公款被判刑十五年的山西忻州市民政局原局长陈华梁,曾对举报他的人说:“你们告到哪里也告不倒我。”据说,在被“两规”的前几天,他还公然表示“纪检委已经被我摆平了”。
     贪官被出其不意地揪出,得益于调查的快狠准,也透露出有关部门有贪必查的决心,对贪腐分子的威慑力更强。
    而民众无论是意外还是惊讶,背后都藏着复杂的情绪,既是对当下反腐力度与速度的赞誉,也带来反思:该怎么评论一个官员,不应再以飞得多高为标准,而应看他怎么着陆。同时,怎么才能保证有政绩的“好官”能够善终?

 

 

 

 

 


送:企业党委委员
发: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                                                       
编辑:杨  毅                   审核:张  珺                      打印:140份